邓小平叹惜蒋经国

　　难得的机遇

　　

　　1926年,邓小平与蒋经国同在苏联中山大学求学。那时,邓小平是蒋经国所在的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于1978年3月被选为“总统”。对岸,老同学邓小平历经三次“沉浮”后,开始主政大陆。

　　1978年12月16日,解放军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国民党军队也停止炮击。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邮。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意访问台湾岛。

　　蒋经国对邓小平的这一波“和平攻势”,反应相当敏锐。蒋经国一方面谢绝廖承志的来访,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地区必然是利大于弊。

　　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由邓小平和蒋经国“联手搭建”完毕。

　　

　　触动孝子心田

　　

　　1981年,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

　　北京首先停止了纪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动。此后,中共新任总书记胡耀邦,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回老家瞧瞧”。随后,大陆发表了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全面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政策,提出九条对台方针。邓小平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邓小平清楚,蒋经国是个大孝子,就指示浙江溪口,要他们修缮蒋经国祖母、母亲的坟墓。蒋家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而又秘密地送进了彼岸的“总统府”。

　　邓小平还就“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提议修改宪法,赋予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

　　邓小平明确表示:北京有权代表整个中国在国际舞台活动,可是台湾和香港同样享有“相当的外交权,(可)处理一些涉外事务”。

　　

　　李光耀充当“中间人”

　　

　　当时,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往来于北京与台北之间。一次,李光耀坊问北京时,邓小平通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

　　李光耀给邓小平及大陆官员介绍台湾地区的情况,邓小平也对李光耀及其他来客陈述如何保护各方利益、解决两岸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说,北京绝不派官员或军队到台湾地区。不干预台湾地区的政治或“人事”问题,统一后的现状“可以维持 100年”。

　　依据邓小平的说法,台湾地区可以享有“处理外交事务签发特别护照,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些协定的特别权力”;两岸关系将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烦我,我也不烦你,各行其是”的性质。

　　邓小平再次强调:“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方面没有其他绝对的条件。所有的其他条件、方式,都可以谈判、调整。”

　　这是台北从北京所获得的最有弹性的谈判起点。

　　

　　蒋经国的遗憾

　　

　　蒋经国听到李光耀传递的这些信息后,并不认为这些“条件”在岛内已经凝聚成为共识,所以,他并不赞成立即开始两岸谈判。

　　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到台北访问,与蒋经国讨论大陆局势的发展。这一次,蒋经国明确告诉李光耀,对于改造台湾地区的政治体制,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和最新的想法。

　　1986年9月28日,135位反对派 风头人物,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集会,并宣布民进党成立。民进党党纲主张:岛内人民有“自决权”。

　　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独自沉思半个小时后,他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幕僚到自己的官邸开会。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他接着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从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