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鸟的距离

这是成年人很少能体验到的时刻，世界突然变得奇特，而非平庸。

观鸟者，又称为Birder，即以观察鸟类为爱好的人类。发现他们很简单，如果在城市公园，你遇见了一个脖挂双筒望远镜，双眼不知在树上凝视什么的人，大概就是他们了。

鸟，究竟有什么好看的？我对热衷于观测小鸟的人群感到好奇。今年4月，我无意中关注到一则关于上海市民观鸟大赛的信息，决定到这场鸟赛里凑凑热闹。

鸟赛定在4月15日早晨，地点是上海世纪公园。比赛规定，三人一组，年龄不限。据说，这届鸟赛名额紧俏，报名渠道发出10小时后，55支队伍的名额就全满了，参赛者们要及时蹲点，才能抢到一支名额。那天一大早，集合地点就乌泱泱聚了一群人。他们挥舞着自己制作的队旗，找寻同伴。

队旗质量不一，有人精心制作了一面大而显眼的布面旗子，也有人高高举着一张单薄的A4纸，上面打印着几个朴素的黑体字，几乎淹没在人群中。一张张小旗子上，他们用队名表达自己的主张，有「华师大香香鸡队」、「重在掺和队」、「认鸟都队」「OMICRON队」等。

和国内多数鸟赛相似，这场由上海野鸟会主办的市民观鸟大赛，竞赛规则是每支队伍在规定的区域内，尽可能多地找到并认出不同的鸟种，将它记录在册，时间限定为3小时。作为监督和指导，每支队伍会配备一位有经验的随队观察员。最后，每支队伍带着各自的记录本回到起始点，展示自己的观鸟图鉴。如果遇到有争议的鸟类，队伍还需要接受专家评委的答辩。

有人在人群里喊了一声「开始啦」，人群瞬间四散开，有的队伍朝树林里钻，有的直奔河岸，有的队伍晕头转向，瞅着有经验的队伍就跟上前去。最受欢迎的是一支由三个高中生组成的队伍，三个人身后零零散散跟着近十个人。他们抬起望远镜，跟随者们也纷纷举起望远镜，四处定位鸟的叫声。

观鸟者们信奉着一些「迷信」。例如，厕所附近，可能撞见不少来觅食的鸟只。带一个新人来观鸟，有新人buff伴随，大概率会有好鸟。把望远镜和摄像机都收起来时，反而能遇见一只好鸟。这些经验只属于资深观鸟人，市民鸟赛中，有的参赛者甚至第一次使用双筒望远镜。

鸟赛观察员赵天天后来回忆，自己负责的那支名为「鸟语花香」的队伍，队如其名，是他见过唯一真正「佛系」、漫步观鸟的队伍。她们全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三个人共用一只望远镜，她们从乌鸫、白头鹎、珠颈斑鸠这类上海最常见的鸟开始学习，最后竟然也看到了20种野生鸟类。当他看到有人随身带着一个长长的背包时，以为是专业的三脚架和单筒望远镜，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只长笛，看完鸟，她要顺路去南京演出。

后来获得一等奖的「走路加新」队则早早制定好了策略——声东击西。他们提前两天到公园踩点，画好了路线图，先朝没有太多人的地方冲，再逆着人流往回走。这样的策略为他们带来了41种鸟类的好成绩。

屈居第二名的「趣观鸟」队以1个鸟种的差距落败，他们是全员小学生。

近十年，上海涌现出一批观鸟爱好者，这一切有迹可循。上海是一座和鸟类十分亲密的城市，它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迁飞路线上，这里有泥沙堆积的滩涂，还拥有位于崇明东滩的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飞路径上一个重要的物资补给站。每年有数百万只鸟哗哗哗地从这条道上飞过，根据今年3月公布的一份鸟单，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海现在总共有519种野生鸟类，占全国鸟种的34.6%。

和北京的鸟种状况不同的是，这里真正的留鸟只占约10%，剩下的90%都是有迁徙习性的候鸟。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旅鸟——它们夏天不在上海繁殖，冬天也不在本地越冬，每年，它们在上海停留的时间窗口极为短暂，只有一个星期或是几天的时间。

每年台风过境，上海都会迎来一些「妖怪」。这是痴迷加新或是已经看惯本地鸟种的观鸟者最盼望的时节。每个观鸟者都有一份自己的「鸟单」，观测到新鸟种，可以为这份鸟单「加新」。鸟友们会在台风过境后就早早出门，到处搜罗有没有新鸟种「随机」掉落在某处。

去年9月，台风「梅花」登陆上海，台风过境的第二天，一早，赵天天就看到观鸟群的消息（观鸟人称「鸟讯」），世纪公园出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凤头燕鸥。然而要出门的他很快被现实拦住了——他前一天以为不会出门而没做核酸。

等到中午核酸结果出来，他飞奔到世纪公园，鸟友告诉他，20分钟之前，中华凤头燕鸥已经飞走了。还有鸟友仅仅差了几分钟，就和中华凤头燕鸥失之交臂。那天是工作日，他没带相机，特地请了半天假，回家拿个相机的工夫，鸟就离开了。他说，下次台风天说什么也要把相机带着上班。

去年从复旦大学鸟类生态学专业毕业后，赵天天开始在一家从事自然教育等户外活动的公司工作，空闲时间承担一些鸟类等生物生态调查任务。每个周末，他会组织一些或公益或付费的观鸟活动和科普讲座。他从小在崇明岛长大。那时候，崇明岛还未被开发，更接近荒野的状态，水鸟盘桓在岛上，水河沟很清。他跟着父母去钓龙虾，能一眼看到龙虾在什么地方，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吊绳杆子，系上一块肉，就能钓上小半桶龙虾。

赵天天组织的观鸟自然活动，参加活动人群的年龄层次包含1940后到2010后。图源赵天天

对于一个在荒野里长大的小孩来说，他认为自己总有一种要奔向自然的念想，上大学选了这个专业，「下辈子再找一份符合主流的专业」。赵天天笑着说。

从2019年元旦开始观鸟，赵天天已经在上海看了350种鸟类，前两年，他对「加新」十分有热情，甚至奔赴其他省份记录鸟种，享受「不杀戮的狩猎乐趣」。后来，他转向自留地观鸟，也就是后院观鸟、小区观鸟。「你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观鸟，你会发现，自己的小区原来是这样的，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鸟类组成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如果你哪一天给自己的小区加个新的话，会非常高兴。观鸟的时候，不只是看鸟，你还会关心那个地区的植被，它和其他动物的关系。」

一种名为红脚苦恶鸟的鸟，赵天天还没有在本地见过。前年11月份，住在虹桥外环绿地的朋友给他发来消息，自己家门口的小河边，看到了红脚苦恶鸟。赵天天很心动，希望能去加本地新，但当时没有时间过去。过了一个月，朋友告诉他，小河的状况不是很好，红脚苦恶鸟属于秧鸡类，喜欢在芦苇草丛之间活动，但是冬天一到，那边的芦苇都被悉数砍去，「只是因为某些部门觉得，芦苇到了冬季会枯黄，不好看又会有火灾隐患」。

后来，赵天天再也没有亲眼见过它，失去落脚点的红脚苦恶鸟，不知道飞去了哪里，「所以我们经常说观鸟要趁早，真的是趁早，要不然以后就没机会了。这个城市它变化太快了。」

在鸟的眼中，上海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已经成了它们赖以生活的「自然」。看得开，想得穿，够用就行。和人类长期生活在一起，鸟类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生存哲学。

麻雀、 白头鹎、乌鸫、珠颈斑鸠，被鸟友们称为上海城市鸟类中的「四大金刚」。在城市绿地看到的鸟，多半是它们四种。它们分布极广，足迹遍布小区、公园、绿地，不惧怕人类。如果你的家里有一个废弃的花盆，放在合适的地方，就有可能会长出乌鸫来。花盆里看到一窝乌鸫崽子已经不是新鲜事。作为「四大金刚」之一的乌鸫是个学舌的高手，长年累月的城市生活让它学会了如何模仿电瓶车的报警声。

居住在比较高的楼层，你有可能会获得一波红隼。它们热爱人类的空调机箱，等待热气喷发出来，再乘着气流起飞。上海少山，喜欢利用上升气流的猛禽并不介意环境是一个自然峭壁，还是一个人工高楼。在高层阳台，甚至可以看到国家一级、二级保护猛禽从你头上飞过。

冬天是找鸟巢的最好时机。树叶落尽，往树的高处看，尤其是梧桐树，有人会发现一大团的黑球。鸦科和猛禽则会在灯塔、高压线和高大的树木上搭建巨大的巢。

对筑巢最糊弄的鸟类大概是珠颈斑鸠。有市民曾经在一个儿童公园的平地上发现了珠颈斑鸠的鸟巢，它十分潦草，仅仅搭了两根树枝。它们孵蛋的时候，漫不经心地走过来，走过去，来回滚一滚。有的时候一定程度的冒险，拥抱不确定性，也可以带来一个好的结果，不需要那么焦虑。这是珠颈斑鸠给市民们带来的信息。

在上海和平公园的自然教育中心里，魏宇宁（泖汊）向我展示了不同环境中的鸟巢。她是斯坦福的博士后，一名关注多物种的生态野外调查研究员，也是这间自然教育中心的创始人之一。

第一只鸟窝是浅棕色的，是山鹪莺用苇草编织而成，常见于村庄和田野。第二只鸟窝有点黑，混杂着大量的泥土，它来自较为幽深的森林。建造这只鸟窝的紫啸鸫很有闲情雅致，甚至在上面点缀了苔藓和枯叶。其余两只白头鹎鸟窝是最特别的，它们被捡拾于城市地带，树枝里缠绕着蓝色、绿色的玻璃丝和塑料制品，颜色非常鲜艳。

不同地区的鸟窝使用了不同的材料图源林秋铭

泖汊说，「假如我们去比较城市里的一些动物和我们城市里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要向城市里的动物生命去学习的，它们的灵活性、适应性和韧性要强得多。」

在少有芦苇和苔藓的城市里，鸟类发现了一个实用的材料——塑料。塑料的损耗率很低，不易滋生寄生虫和细菌。对于鸟来说，这就是可寻找到的、韧性长久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有时也是致命的，在阳光暴晒下，塑料会分解有毒物质。每年，上海都会记录到苍鹭被鱼线和玻璃丝勒断脚爪。

城市噪音显著地影响了鸟的叫声、叫腔、整个表达方式，甚至是鸣叫的时间。秉着「惹不起还躲不起」的原则，白头鹎、麻雀会躲着清晨来公园锻炼的人，鸣叫时间比乡村更早一些。2020年以后，人类的活动减少，当研究人员再度测量时，发现鸟儿们显著地变回了原来温柔婉转的嗓音。而202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它们的分贝又提高了。同伴的声音被噪音淹没，它们不得不提高嗓门。

一个常常被市民们忽略的细节是，城市夜间的灯光造景对鸟类造成的影响。公园的行道树下，射灯由下到上打出的红绿灯光，让鸟类难以适从，它们只能再找其他幽暗的地方睡觉。

上海封控期结束后，人们在公园过去跳广场舞的区域看见了一只凤头鹰在树上筑巢。凤头鹰是缺乏安全感的鸟类。人走了以后，它变得大胆起来，开始尝试探索不同的领地。

上海自然博物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何鑫认为，观鸟者的数量之所以会增多，是因为鸟类在城市中特殊的生态位。在中国，你可以看到1500多种鸟类，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但又是一个可以达到的数字。阶梯感很强，数量刚刚好。「你会发现，其实鸟类它是忍受人类比较高的动物类群。其他动物类群，在高密度人口环境之下，要么都是很小、很隐蔽，难得一见，要么就灭绝了。我们没做什么事，鸟类却主动去适应了我们所创造的环境，愿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已经很难得了。」

人类的日常生活，究竟可以和这些鸟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鸟类和人类在城市里恰当地共存并不容易。麻雀和椋鸟，常常钻进上海市民的空调机箱中，还有一些鸟类，会直接住在汽车的发动机里。它们的粪便和鸟巢会对城市电路带来影响。去年，一只黑翅鸢被发现在电塔上筑巢，电力部门不得不将鸟巢清除。

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经三路，曾经被称为「天使之路」。从2010年开始，这里有大量白鹭和夜鹭在樟树上筑巢，4月来临，8月离开。它们产生的白色鸟粪覆盖了树枝和大半块路面，走过树下，会闻到强烈的腥臭味，还必须打伞，防止被鸟粪淋在身上。学校没有办法，拿高压水管冲洗，但容易把鸟巢里的小鸟冲下来，他们曾经尝试把树全部修平，却遭到学生抗议。最后在2013年4月，水鸟困境才稍有平息。每年春天，清洁人员将鸟儿们的窝一只只迁移到树林深处，直到它们在夏天飞离。

去年，一位上海市民捡了一只斑头鸺鹠的雏鸟，斑头鸺鹠一路追到警察局，蹲在警察局门口玻璃上瞪着。随意救助小鸟，对于亲鸟来说，是一个「绑架行为」。

相比于哺乳动物，面对难以个体化识别的鸟，人更不易产生感情。失去了情感上的连接，鸟类活动就被视作人类活动的障碍。

包括上海在内的一线大城市，一些临街商铺不再愿意清扫家燕的粪便，大量拆除家燕的鸟巢，或是用封板、水泥封平，不顾鸟巢里还处在哺育期的家燕幼雏。「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喜欢燕子了。新的社会环境下，我们慢慢地淡化了原来的文化，更多的是出于功能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以前燕子来了，农民们知道，要准备插秧了。燕子作为一个春的使者，这个身份就显得很重要。但是现在大家对春的期盼变低了，对燕子也生厌了。」泖汊告诉我，「以前的老房子，是允许我们与燕子一起生活的，屋檐下很多排水沟，人们把生活废水倒入沟里，家燕落下的粪便也会被沟水冲掉。现在在城市里，我们需要额外请一个保洁人员去打扫。」

人类活动对鸟的干预绝不仅仅发生在上海。泖汊记得，一次，她在成都双流机场候机，机场内部坐落着一座新设计的特色庭院，她围着庭院的玻璃幕墙转了一圈，「血压都拉到顶了」——有5只死鸟躺在地上。

由于机场大楼造型像一个瓮，口小、内部空间大，风压向内压。庭院里漂亮的阁楼和树林，吸引着鸟前赴后继地往里钻。等到要出来时，周围干净亮堂的玻璃看上去毫无阻挡，它们用力飞出去，结局是撞死落在玻璃幕墙下。

「你想帮助鸟，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建设好它的家。其次，鸟类友好的设施。」比如说，在城市当中，补足一些小池塘。对于既有的建筑，可以通过在玻璃窗或玻璃幕墙上贴鸟撞贴纸进行补救，「对于人类来说，它对于你的视觉其实没有带来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鸟来说是生与死的重大差别。」

上海大部分的河道用砖石砌起来以后，水生植物难以生长，水面上几乎只有一种鸟，就是小䴙䴘，河岸边只剩下夜鹭和白鹭。何鑫注意到，为了美观，管理部门会在河道中间放一些塑料浮岛，放置人工种植的植物，这个设计无意间造福了许多鸟类，白鹭和夜鹭会落在这里，接近水面。

「我们提很多保护建议的时候，会说多做点浮岛是对鸟类有好处的，建议这样做。实际上我们知道，这种浮岛肯定是出于城市美化的角度，并不是为了鸟类而设。但是这样一来，白鹭就可以站在这儿了。」何鑫说，「鸟类的要求真的很低的，只要有这样一个浮岛就够了。」

作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指示物种，鸟不会平白无故地增加和减少。新鸟种突然造访上海，或是某种鸟类突然增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大概10年以前，上海没有任何有关凤头鹰的记录，它喜欢比上海纬度低一些的城市，且不属于迁徙鸟。它最早在共青森林公园被发现，近10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园绿地。这意味着，它的繁殖区北移了，位于安徽的栖息地也许出现了问题。「我们也知道，夏天越来越热，鸟类的反应代表着这片区域的气候或者环境的改变。」泖汊说，「大家也会留意说，城市里的鸟好像多了，但是如果用具体的鸟种掐一掐，你想想真的是生态变好了吗？」

2014年前后，上海崇明突然出现了8000多只花脸鸭，这些花脸鸭极有可能来自韩国。之前还栖息在韩国东林水库的20万只左右的花脸鸭突然减少到5万余只。附近机场的建设，直升飞机把花脸鸭「吓跑」了，另觅其他的生境。

泖汊让我想象自己是一只正在路过上海的迁徙鸟，「假如你远远地看到一座城市它在发亮，已经看不到北极星的指引，虽然不像飞蛾扑火那么显著，但是研究显示，你还是会不禁向光源的方向偏离，决定在这里落脚。但是突然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对于鸟类来说，挑战要多过机遇。被光影响，失去方向非常危险。」去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所有经过黄海的迁徙鸟，数量都大幅下降。这和黄海的捕鱼数量、滩涂开发的程度、城市的光污染程度密切相关。

对迁徙路线的忠诚度写入了鸟类的基因，每年就只会在某个地方经停。如果迷路，看上去四五十公里的短短距离就可能成为压死鸟类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泖汊看来，国内仍然缺乏充分的有关城市鸟类的公开数据。在英语流通区，主要使用的公共数据库是eBird，只要拥有一个eBird账号，用户就可以查到所有鸟类数据。但中国类似的鸟类数据系统——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是一个封闭系统。对外，不和任何国家或数据库发生连接，对内，用户之间无法交流数据，只能查到某个地区的具体项目。

此外，林业部门近年来的调查数据都走向内部封闭。至2023年，上海市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监测月报，才通过上海林业公众号公开，包含鸟、兽和两栖类数据。「我们当然希望，这些数据库有朝一日可以开放，这对于研究者和鸟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泖汊说。

一部有关观鸟的纪录片《中央公园效应》中，一位观鸟者这么解释人类对于鸟类的痴迷，「人类渴望去触碰并保留那些会溜走的东西。」

观鸟者东来喜欢这部片子，逢人就推荐。她是一名作家，在上海生活了10年左右。大概3年前，她开始跟着男友渡边去市区公园观鸟，由此喜欢上了这件事。比起加新，她更愿意被观鸟驱动，去和自然发生连接。

「观鸟是你走进自然的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她说。

渡边喜欢的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是一个观鸟的狂热爱好者。40岁出头的时候，在朋友的引导下，他迷上观鸟，每天清晨，他会拿着望远镜，穿梭在纽约的公园里。渡边好奇，观鸟这件事真的有那么有趣吗？能让理智的弗兰岑也能为之疯狂。

去年冬天，渡边在虎丘湿地公园观察到了第一只红胁蓝尾鸲，他每天都会向东来念叨，红胁蓝尾鸲还在吗？我们再去的话，会看到几只？他们期待，明年能再看到它回来。「你认得它们的名字，知晓它们到来的时间，很怀念跟它们重逢的那种感觉，一次又一次。」东来说。「每一只候鸟到访，都会牵起『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的奇妙感受，并期待着来年后年的再次相逢。等待和追逐，都是birder的功课。」她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

东来与队友参加上海市民观鸟大赛，他们的「走路加新」队最后获得一等奖图源东来

最初进入观鸟群体，东来发现，这个群体没有太多女性观鸟者，如果有，也大多是单身女性或还未生育的已婚女性。观鸟、钓鱼这样长期的户外活动，对于要承担过重家庭责任的女性来说，是不友好的，她们缺少走入这样活动的时间和机会。她也观察到，女性观鸟者与男性观鸟者在观鸟方式上的不同，「女性观鸟者通常非常佛系，她们对自然的入侵性很小，男性鸟友热衷于相互竞争，他们希望自己拍出最好、最清晰的照片，所以有时候对鸟类的生境造成破坏。」

其中一种破坏行为，名叫「巢拍」。为了拍到鸟繁育幼雏的画面，拍摄者会对它们隐蔽的巢址进行近距离拍摄，甚至破坏鸟巢，把鸟巢旁的树枝剪个精光，导致小鸟被晒死。鸟儿们的巢址一旦暴露，可能会引来更多的拍摄者，影响鸟类育雏，甚至弃巢。一旦在哪个微信群看到「巢片」，东来就会立即退群，并在退群之前把对方大骂一顿。

东来过去住在漕河泾一带。那条河曾经因为阻塞和污染，味道很难闻。做了各种综合处理之后，生物多样性提升了。鱼变多了以后，夜鹭一只又一只地回到这里。短短200米的路程，可以看到30只夜鹭。每次晚上到河边散步，她都要去数一数，是不是还有30只。「如果你长期观鸟的话，你会特别在意某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当你看到一个地方它再也不适合鸟类生存了，特别的痛苦，就好像失去了很多朋友。」

前年开始，漕河泾终于有了第一只翠鸟。一开始，东来以为它只是在附近休息一下，后来发现它选择驻扎在这里，东来开心坏了。翠鸟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的一种鸟，它愿意留下来，说明它认可这里。

即使后来离开了漕河泾，附近居住的朋友仍然给东来播报「翠鸟日报」，记录那只翠鸟整个的生命进程：它今天抓了鱼、这里出现了两只翠鸟、两个小翠在相互追逐。

去年春天，东来离开上海，决定定居苏州。她和男友选择住在虎丘湿地公园附近，那里过去只有零星的鸟类记录，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时间，每隔几日，他们都会造访湿地公园，记录当日的鸟类数量。他们住的房子对面，是一片湿地和农田，这里是他们的自留地，可以日日到访，记录鸟种变迁和鸟类数量。附近的农户每次看到他们又来看鸟，总是叫他们拔一点地里的菜吃。

我拜访的那个下午，东来邀请我一同观鸟。我们路过一棵开得繁茂的洋槐树，几十只灰头橙腹的小鸟在树冠里穿梭，啄食槐花。东来告诉我，它们是燕雀，冬候鸟，已经快到它们北迁的时候，过几天这些鸟儿就会从公园里消失。「当你观鸟足够多以后，你的心里面就有一张地图，有了一个观鸟的时间表。大概到了洋槐花开的季节的时候，你就会在想，有一种很好看的鸟马上就要来了，你会变得特别期待，当然，也有一些冬候鸟正准备离开。」

在上海和苏州看到寿带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前两年，同样的季节，东来在老家景德镇的一个罕有人至的湿地公园，偶然发现了十几只寿带，一次看了个饱。她感到放心，或许寿带没有那么罕见，「知道它们种群数量还可以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安定，它们可能还挺滋润的。这种感觉很重要的。」

一个资深的观鸟者，还会计划自己的观鸟大年，他们会追随着鸟类的迁徙路线，计划好每一个季节去看什么。这同时是观鸟竞赛的一种形式，参赛者用一整年的时间和精力，记录自己观察到的鸟类种类数量，数量最多者取胜。他们在全国各地追逐不同种类的鸟，有的参赛者甚至会为此放弃整整一年的事业和生活。

一年中有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时间，东来和渡边追随着鸟迁徙的时节，到各个地方看鸟。接下来，他们将前往张家港观赏即将过境的鸻鹬鸟类，再前往天津，观测猛禽迁徙。「我后来过上了一种养生的生活，也不喝酒，也不抽烟，只想赶快把自己的事情都做完，然后留出一整块时间出去看鸟。你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爱自然，多于爱人类的人。」东来说。

一次在云南观鸟，东来曾经碰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走路颤颤巍巍，仍然扛着硕重的装备。他们在一棵巨大的木棉花树下，等待大灰啄木鸟来觅食。等到天黑，啄木鸟也没有来，等待的时间里，老先生拍着大腿，讲起过去让他怦然心动的鸟儿，「我第一次见到蓝喉拟啄木鸟的时候，心脏一下子停住了，那一刻不知道说什么好，呼吸也不敢呼吸。」他又说，「在东北，第一次看到大天鹅的时候我也差点疯了，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好看的鸟儿啊！」

东来理解老先生的震动。这是成年人很少能体验到的时刻，世界突然变得奇特，而非平庸。

老先生退休以后才开始观鸟，观鸟15年，看了800多种。只有在观鸟时，他才感觉不到身上发生的衰老和病痛。「等到你真正开始发现这件事很有趣的时候，你能看到的东西已经不够多了。」他告诉东来，自己前半生浪费了太多时间，「时间太有限了，而且鸟也不会等人的。很多鸟它消失了，真的消失了。」

拍摄到这只棕腹仙鹟时，东来感到心脏都停拍了图源东来

去年春天，赵天天没能出门观鸟，错过了一整个迁徙季的鸟讯。复旦大学实行封闭式管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单人间宿舍，床上躺累了，就坐在桌前。他逐渐变得不想起床，由于电脑落在教室，无法取回，他开始学习如何打坐，消磨时间。

直到他听见楼下传来鹰鹃的叫声。鹰鹃喜欢在凌晨鸣叫，接着是乌鸫、灰喜鹊，等到天亮，黄眉柳莺也加入大合唱。人类活动减少后，它们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他住在11楼，从未想过鸟鸣能传得如此清楚。为了离它们更近一些，他曾经偷偷跑到过一楼。

后来，他会在不同时间点起床，用手机录下楼下不同鸟类的鸣叫，「当人被封禁的时候，你听到鸟叫声，你会觉得，鸟好像反而更自由。」

那年五一，上海野鸟协会举办了阳台观鸟大赛，邀请市民记录当天在阳台上观测到的所有鸟种。赵天天很早就站在阳台，清晨是观测鸟类的最佳时间，他注意到，一群接着一群鹭类从楼顶上扑扑地掠了过去，优美而敏捷。中午，红隼和凤头鹰也来造访，「平时觉得这些牛背鹭、夜鹭，看多了，有什么好看的，但是那天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再次看到它们，也是好激动的，好像第一次看到它们那样激动。你就知道，自然还在很稳定地进行它的周期和变化。」

那是那个五月，他最快乐的一天，他足足看到了20多种鸟，一直看到天黑。

一天，赵天天看到，乌鸫在对面楼房的天台上筑起了巢。他用相机每天记录乌鸫繁殖育雏的过程，很快，一张有关赵天天的照片被传到了女生宿舍群里，照片上他看起来鬼鬼祟祟，同学们在群里向辅导员举报，「有人在偷拍！」

和赵天天认识的几位朋友在群里为他解释，「他好像……是在观鸟。」

在上海结束采访之后，我决定再背着双筒望远镜去一趟世纪公园。那天下着小雨，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我注意到灌木丛里有一个灰色的身影闪过。我蹲下去，从草木的缝隙中，看到了一只在地上蹦蹦跳跳的灰色小鸟，它离我很近，不到一米的距离。从它脖子上的白点，我认出了它的名字，珠颈斑鸠。我因为这个发现和确认欣喜不已，突然想起东来在自己的文章中所写的一句话，「『无名』的困扰少了一点，眼前弥漫的混沌又次稀薄，万物一旦具名，便都比我重要。」

事实上，那天下午我的目标是一只戴胜的巢。4月末，「和平公园有戴胜在育雏」这则消息几乎传遍了上海观鸟圈。观鸟者和拍鸟人都前赴后继地来到这里，眼巴巴地看戴胜如何给孩子喂小毛虫。

接近傍晚，四周非常安静，只有我和两三个拍摄的人。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戴胜回巢饲喂小鸟。其中一个，是年近81岁的老人。雨点落在镜头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格子手帕，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擦去雨点。

我注意到他，是因为其他的拍摄者都扛着硕长的镜头，大概有一只手臂那么长，只有他用一台镜头短短的相机，只有20-200的焦距。他自嘲这套装备「很不专业」，但是他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很难再扛起那么长的「打鸟镜头」。

突然，空中飞来一只色彩鲜艳的鸟。他眯起眼睛，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等待的目标，再定睛确认的时候，戴胜已经飞到巢边，将叼来的虫子衔给了幼鸟。反应速度太慢，使他错过了目标。老人叹了口气。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了，第一次，10分钟，第二次大约15分钟，第三次更长，长达半个小时。这对他的体力是个不小的挑战，他必须这么痴痴地站着，唯一的休息，是更换一下双脚的重心。

老人过去是一名基层法官，退休跟随女儿从北京迁居到上海。上海于他，是一座情感上疏离的城市。他没有其他爱好，只有每天下午到公园里找鸟，再被家人们的电话催促着回家。

每个喜欢鸟类的人，都有被鸟深深触动的经历，他也不例外。他和我分享自己为一只翠鸟心动的瞬间——

「有一次礼拜六，我跟几个朋友去一个公园。那天天气不是很好，我看到一只翠鸟，在那里捉鱼虾，身体小小的，一猛子钻进水里，很快又调转上来。它眼睛很亮，很有生命力。」

描述起那只眼睛亮晶晶的翠鸟，他神情专注，快乐无比。

他的神情让我联想到作家J.A.贝克。他患有高度近视和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人生最后的十年，他回到埃塞克斯的乡村居住，每天沿着切姆斯福德至海岸线行走，观察、了解游隼，写下丰厚的观鸟日记。1967年，他出版了《游隼》。被病残身躯束缚的他，始终渴望在广阔的世界里成为一只自由的隼。

他在书中写道，「自由，你无法想象自由意味着什么，直到你看见一只游隼如离弦之箭，冲入温暖的春日天空，随心所欲地徜徉在无边无际的光亮之中。他穿透一个个深邃的空中澙湖，向上，向上，直抵卷云构筑的白色岛礁。」

这是鸟教给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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