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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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1952.05.13 - 1997.04.11）

今天是王小波的72岁生日。45岁生日的前一个月，王小波在郊外的写作间里突发心脏病，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那时，王小波的兄弟在美国，妻子李银河在英国，只有年迈的母亲在北京。

在他的葬礼上，有一些亲友，传媒界的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一些他素未谋面的读者，却没有一个小说家。直到很多年后，王小波仍然没有被纳入文学的“主流”之中。

去世前一年，王小波最著名的”时代三部曲”，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由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钟洁玲上报选题，准备发表，这是个曲折的过程，因为对当时的时代来说，发表王小波的作品，属于“顶风作案”，也很难卖得动。好在，“时代三部曲”最终还是过审准备出版了。然而在他逝世之时，书稿都还在发排之中。

丧礼上，编辑钟洁玲第三次见到王小波，十几年后，她写下这三次见到王小波的经历，作为怀念。昔日出版王小波，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很可能意味着“没人买，买人看”，而如今，王小波的地位和意义，便无需赘述了。在这篇《三见王小波》中，钟洁玲写道，当年她的一位朋友对她描述过一个想象中100年后的场景：一位中文系的新生，在图书馆里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作者叫王小波。

如今看来，这样的场景，大概能够成为现实。

三见王小波

文 | 钟洁玲

01

“小波至今没有成为主流”

我跟王小波见过三面。

无法想象的是，第三次见面的地方，竟然是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号大厅——追悼会现场，他躺在那里，与我阴阳相隔。那一天是1997年4月26日。

我是王小波“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责任编辑。

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猝然死于心脏病病发，享年44岁。

4月26日这一天，八宝山一号大厅外，大约来了300多人。除了少部分是王小波的亲友，大部分是自发的吊唁者。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相当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赶来。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

要知道，王小波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小说家。但是，到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今天仍然没有。

上午10点的光景，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有序地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治丧小组的王小波生前好友说，小波爱听这首曲。

王小波遗容安详，只是额头有一块褐色的伤痕。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无法想象他猝死前的凄惨和寂寞。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他死前这一幕，后来被许多粉丝充满感情浓墨重彩地加工过，仿佛是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控诉。

02

“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在追悼会上张罗的，我只认得胡贝和线条。胡贝是王小波从小一块玩大的朋友，某软件公司的总经理，闲时客串过电影，后来，我发现他出现在张扬导演的电影《洗澡》里面。线条是个秀气高挑的女人，她就是王小波小说《似水流年》里面漂亮而激进的女一号，风姿不减当年，大家都依小说里的名字叫她“线条”，真名反而不得而知。

追悼会大厅是一个会堂，前方正中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横匾是黑色的，上面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环绕着王小波的遗照。照片上是青年时代的王小波，小眼睛厚嘴唇，一脸稚拙憨厚。

从广州飞往北京之前，我曾请一位朋友为王小波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以独立意志出神入化笑写时代三部曲；下联是：持自由情怀沥血呕心哭说乾坤万年忧；横幅是：小波不死！

当时，我们为这副对联的力度激动了好一阵子，甚至泪光盈盈，感觉它精准地抓住了王小波的一生。谁知到追悼会上一看，却没有挂出来。

我问胡贝，怎么没有用我发来的挽联？胡贝低声说：“我们……想让小波平平安安地走。”

“平平安安”？我琢磨这四个字，王小波的处境真有这么严重？

王小波生前，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开设专栏，那段时间，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文化论战，引起多方关注。他的随笔机智幽默，文理双修的视野，从容不迫的气度，引来大批年轻读者的追捧。胡贝说：“他说的都是总结性的东西，特精辟，一锤子砸得你，骨髓都出来了。”

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传开，几个城市都有媒体报道此事。自那天开始，无数电话打到治丧小组和报社。此时，王小波的兄弟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

他的好友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面跟人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此后每天24小时电话不断，胡贝们忙坏了，展开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

03

“我这人老远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还是好人”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那是1996年8月。

公共汽车站是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了的碰头地点。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上，我见过他的照片，并牢牢记住在照片旁附上的一句王小波式自白：“我这人老远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还是好人。”出租车抵达西单时，我坚信我没有看到照片上的王小波。车开过了一段，等我折回头的时候，已经迟到，仍没发现王小波，我认定是他迟到了。

就在这时，在一群闲闲散散地站在路边的人里面，走出一个1米90的高个子，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折纵横交错，夹带着一路轻尘，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走出来的。

他迟疑地走近我，愣了两秒钟，我们互相确认了。然后，我随着他过马路，拐进一条灰砖胡同，走着走着，不见了他，我回头才发现他落在远处蹲着系鞋带，系好了，再拖着一双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赶来。前后穿插的自行车很多，我们交错而行，很难听清对方的一句话。天色灰暗，整个感觉就像走在一部粤语残片里。

进入他寓所的大院，破破旧旧的，据说是从前的郑王府。他熟门熟路地拐入门房小卖部买汽水，他说：“我屋里没水。”

岂止没水！我走进筒子楼里一间纯粹的写作室：一台电脑，一把靠背椅，一张床；电脑桌上搁着一瓶饮料，看不见打印机，他说他素来是交软盘给编辑的。这哪像一个“海归派”的窝呀？！

他告诉我第一部小说出版得极度艰难，为了寻找销路他走破了几双鞋，独自去闯二渠道，向书商兜售自己的小说，“白的黑的都见过了，练得巧舌如簧”。

“书出完了，我也快成书商了。幸好书的销路还不错。”他无奈地笑开了。

还有一次，为了在中央电视台做图书宣传，他和妻子李银河被拉去客串，两人在烈日下被调度了几十分钟，反复折腾，差点没有中暑，结果节目播出时恰恰给剪掉了这一截。

他说得轻描淡写的，我听着几乎笑岔了气。无限辛酸，都付笑谈中。

自由撰稿人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16岁到云南插队，然后到山东农村当过民办教师，回北京后进过街道工厂，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后来，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文科硕士学位，还学过计算机，会编程序。1988年，王小波回国。他是真真正正的“海归派”。

回国后，他曾到北大和人大任教，1992年9月，为专心写作，他辞去教职。

04

“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

早于70年代中期，王小波就开始写小说，第一篇标题就叫《绿毛水怪》，写在一个大大的练习簿上。原来以为涂鸦之作，没想到大家争相传阅，这篇小说竟然成为“手抄本”，越传越远，传出了一段姻缘。王小波的写作缘于一种本质的创造欲望，没有利益，没有明朗的前景，没有外界关注，他还一直写下去。他自我解嘲地说：“写了多年小说，还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起义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即便这样，他仍说：“我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

搞纯文学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这点，王小波早有精神准备。有一次，他对朋友说：“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为什么选择了严肃写作——这样一个趋害避利，既冒险又挨穷的反熵过程呢？他认为，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反熵过程。如果人人都进入趋利避害的熵增过程，随着大流而下，最后准会在一个低洼地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因此，王小波认定反熵过程就是他的宿命。

王小波曾经感叹：“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所以，他说，他若写墓志铭的话，会在“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

王小波是羞怯和内向的，后来很多可爱的“王小波门下走狗”们把他描述成一位孤军奋战的斗士，其实是一种臆想和夸大。他实在活得低调，放弃了许多世俗追求，维持着内心的宁静——对自己写作的信仰。

这一天，从王小波那里，我带走了两个CD盒那么大的软盘，那是“时代三部曲”的原稿，里面包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三本书稿的电子文档，共99万字。

1997年4月11日离世，同年，1月21日王小波给钟洁玲寄明信片，催促《时代三部曲》的出版。

05

“懂小说的人没那么多！”

1996年11月，我将“时代三部曲”上报选题。12月上旬，花城的选题会在湖南张家界召开，讨论到这套书时，有人认为王小波没有知名度，长达99万字的三部曲，存在着发行等方面的风险。最终社长肖建国拍了板：王小波的作品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试试。

在张家界讨论“时代三部曲”的时候，能销多少，没有人能预测。选题通过之后，我和王小波商量过宣传推广的方案。他提议，书出来的时候争取上中央一频道的《读书时间》，他认识朱正琳。

王小波说：“小说的地位和舞台剧一样，成为高雅艺术，逐渐失去了一批读者，其中包括想受道德教育的读者，想看政治暗喻的读者，感到性压抑、寻找发泄渠道的读者，无所事事想要消磨时光的读者；剩下一些真正读小说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好事。”

他还开玩笑地对书评人黄集伟说：“我的书要是发行量超过两万册，我还不高兴呢。懂小说的人没那么多！”

严肃文学的宿命我们是坦然接受的。

选题会后，12月中旬，我再次到京出差。

第二次见到王小波，是在紫竹园附近的中国企业家协会招待所，我的住处。

晚上匆匆一面，我告诉他“时代三部曲”已经列入1997年年度选题。我看着他，他脸上没有悲喜。我这才了解到，“时代三部曲”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流浪旅程。它是在辗转多时、颠簸多地之后，才停泊在花城出版社的。

王小波在1994年已经成功，那一年，《未来世界》获台湾（地区）联合报文学奖，之前《黄金时代》也获过此奖。面对获奖，王小波说：“我觉得，这个奖不是奖给已经形成的文字，而是奖给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同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黄金时代》，给文坛一次小小的震动。敏锐的评论家说：没想到文坛之外有如此高手。

但这些成功未能为他铺砌坦途，他的余作在民间经历了漫长的苦旅。

王小波以及他的朋友，曾携着书稿，天南地北，在多家出版社奔走。部分书稿曾一度以打印件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打印件是用最老式的24针打印机，打在浅蓝色像一匹布那么长、带孔眼的打印纸上，很多文字有眼睛没鼻子的，奇怪的是，这副样子并未影响它的传播。

在出版社，在研究机构，在大学校园，各种人群传阅着。嗅觉灵敏的书商还追上门，讲得洋洋洒洒，开口就是几万的印数，然后又音讯全无；出版社往往是今天接纳，明天变卦。为什么如此反复？皆因艺术与思想上的无视禁忌造成的，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王小波无视禁忌的顽童心，他的幽默反讽才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文学理解力。”

对于出书，王小波起初一惊一乍，折腾几次后便宠辱不惊了。

这天晚上，他外衣的颜色我已经遗忘，只记得他嘴唇乌紫，我以为是冷的，现在想来可能是病征的显现。记得他还说了一句：“作家有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像海明威式的；一种是到想象中去营造，像卡尔维诺，像尤瑟纳尔。我觉得真正的作家应该尝试做后一种。”

06

“懂小说的人没那么多！”

第二天我就回广州。

这个冬天，我体验了编辑生涯中永志难忘的一次经历。窗外是冬日蓝天，明朗的高空气息使人开怀，我正着手编辑“时代三部曲”。

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花城出版社，1997年出版

翻开《青铜时代》，有这样的文字：“思维的快乐是人生乐趣中最重要的一种。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地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

令我一读一惊心的，是作者凌空飞越的想象力。

看看王小波笔下的泥水洛阳吧：

唐朝的洛阳，泥水没膝，人们要过街，就要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在比较窄的街段上，有人借助撑杆一跃而过；有人踩在三尺短拐上蹒跚而行；而伟大的发明家李卫公，就驾着二丈高的双拐凌空而过，他身体前倾，构成飞鸟的造型，这个造形成了最时尚姿势，一时间Fans无数。不仅如此，李卫公从天上走过的时候，还不穿内裤，全城俗物尽在胯下，招来女人的呸声，在阵阵呸声里，他遇上了红拂，开始了一段惊世浪漫的爱情故事。

我望文兴叹，叹为观止。王小波写知识分子的故事，却借助唐代传奇的背景和人物。也许，只有这样的氛围，这样的人物，才能传达他对趣味和智慧的解释。

猝不及防地，我被王小波所创造的飞雪长安、泥水洛阳及红土湘西引入一个遥远、陌生的诗意世界，那种汪洋恣肆的手笔、顽强的幽默精神，使我的工作变成一种愉快的阅读享受。在一阵阵的笑声中，冬天稍纵即逝，春天轰然而来。

王小波说：世上只有两种小说，一种是好小说，一种是坏小说。

无数周折使“时代三部曲”的出版成为王小波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事情。可是，1997年4月11日他猝然辞世，当时，他的三部书稿还在发排之中。

那段日子，整个年轻的知识界悲情涌动，为王小波的英年早逝真诚伤痛。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写消息、通稿、回忆、评介，校对，电话、对谈、传真、复印……成为我生活的内容。在这一个多月里，编辑部的电话铃声此起彼落从未停息。繁忙时，三四个电话一齐找我，他们是记者、读者、评论家、批发商……王小波的生前好友。

出版社为“时代三部曲”成立了专项小组，衔接各个环节。终于，“时代三部曲”在海内外媒体的一片轰鸣声中问世，一个月里，有100多家媒体发表了相关消息和追踪报道。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全文输入《黄金时代》。“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这句名言四方流传。

5月13日王小波45周岁冥诞日，我们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召开了“时代三部曲”研讨会，每个与会者手上都拿着刚刚从广州空运而来的三部新书。

1997年5月13日，花城出版社在中国现代文化馆召开“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研讨会”。右为本文作者钟洁玲，中是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

造成“时代三部曲”洛阳纸贵的，与其说是市场导向，不如说是人心导向。5月9日，《南方周末》做了一个王小波纪念版，上面有两个触目的大标题：一个是《死得其所的人》，一个是《宛如一首美丽的歌》。这一版复印下来，用一个大大的原木相框将它镶好，送给王小波母亲。

“王小波热”持续升温，网上网下，热情的Fans甚至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的飞来。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转眼间，王小波“时代三部曲”已经出版了13个年头。

2008年我到华师大文学院讲课，问学生：“知道王小波的同学请举手？”百分之百的人举起了手，并伴以哄堂大笑，那意思是我的问话太小儿科了。王小波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时尚符号，不懂的人就相当于被甩出场外。

一个偶然机会，北大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陈晓明教授说，他要重写当代文学史，王小波会成为独立的一章。也就是说，王小波有可能逐渐变成了主流。

建国60周年之际，社科院文学所要编一本《60年60部文学作品》，把王小波列入其中，而且一选就是两部小说，这是大多数作家都没有获得的殊荣。

事隔多年，我还记得朋友向我描述的未来情景：100年后，一位中文系的新生，在图书馆书架林立的长廊里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作者叫王小波。

这些年里，我的“趣味主义”倾向明晰起来。我觉得，活在世上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没有趣的人，不交；没有趣的事，不谈；没有趣的书，不出。这是王小波教给我的。

文章选自：《花城》2010年第5期

编辑 | 轻浊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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