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穷越要彩礼，越要彩礼越穷

“1888万彩礼”：

故事本身虽假，公众“彩礼情绪”却很真实

前段时间，天价彩礼的事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事件起源于知乎上一则对“大家觉得江西的女生怎么样”问题的回答，一位自称是上海“土著”中产的匿名用户，描述了自己在美国留学时与一名来自江西萍乡的女留学生相识相恋，但最终因结婚彩礼未谈拢而分手的故事。

在这个帖子的描述中，答主前女友父母不仅索要高达1888万彩礼、4500万元的房产过户到女方名下，还需要买数百万的房产给女方探亲时使用、给女方上百个亲戚每人十万元红包等……

这些夸张的细节直接戳中了大众对于彩礼话题的敏感点，于是由此迅速引发了一场关于“天价彩礼”的热论。

随着话题热度持续升温，原帖的真实性遭到舆论质疑，事件真相逐渐水落石出。

1月12日晚，该答主发表道歉声明，表示自己在知乎浏览“大家觉得江西的女生怎么样”问题下的诸多回答后，感觉到大家对彩礼话题非常关注。

于是，他糅合了诸多网友帖子的冲突元素，杜撰了一个上海年轻人被索要天价彩礼的情节完整的故事，意在了解大家对彩礼问题的看法。但由于“疏忽未考虑到网络关注度突然增加，因此特地向所有网友致歉、特别是向江西萍乡当地政府致歉。”

知乎平台随后也发布了公告表示，发现“存在胡编乱造虚假或引人误解的背景、情节，欺骗、误导他人的行为”，决定对该用户账号永久封禁。

近些年，在诱发公众集体讨论与情绪传播的议题中，这种舆论热度高涨，但结果却出现反转的事件，大家已经屡见不鲜。

尽管令人感到离谱的故事本身是假，但故事情节触及的“彩礼情绪”却是真实的。彩礼是中国传统婚姻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概念，而近几年来，天价彩礼的问题似有愈演愈烈之势。

2013年，网络上就曾走红过一张以地图形式标注各地结婚彩礼金额的“全国彩礼地图”。2017年，人民日报记者调查发现，4年时间里，原先的“彩礼地图”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不仅彩礼翻了番，房子、汽车等也成了结婚标配。

比如，贵州的彩礼由2万元礼金加电器上涨为8.8万元礼金加“三金（金镯子、钻戒、钻石项链）”；陕西由3万元礼金加“三金”“三银”，上涨为10万元礼金加“三金一动(‘动’指汽车)”；甘肃一些农村地区的礼金则疯涨为18万元。

不过，也有地区出现了淡化彩礼的变化：在一些大城市或者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彩礼不升反降，一些女方家长即便索要彩礼，也不会自装腰包，而是返还给女孩，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有的地区甚至直接“零礼金”。

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目前彩礼仍然是我国婚姻中普遍存在的一道坎。

根据腾讯新闻谷雨数据发起的《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有超过七成（73.8%）的婚姻都收过彩礼。其中，10万是所有彩礼金额中出现比例最高的（占比9.2%），其次是2万（占比7%）、5万（占比6%）。除此之外，还出现了百万级别的天价，以及众多诸如88888、66000等吉利数。

是爱情还是买卖？

其实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门“生意”

彩礼风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是《礼记》中对彩礼的表述。

它的表层意思是男方家庭为了促成婚约所给到女方的资产数目，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补偿机制，即男方迎娶女方付出一定的聘礼，来补偿女方家庭对女孩的抚养成本。

时至今日，尽管婚姻中夫妻平等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彩礼这种传统社会风俗还是被保存了下来。

“爱情”一词是人们非常喜欢谈论和似乎熟知的名词，不少人认为婚姻的初衷是对爱情的渴求，婚姻是爱情的果实，不应该用金钱的重量当做爱情的分量，更不应用高价彩礼物化婚姻，让婚姻蒙上阴影。

然而，单纯将婚姻理解为相爱的人结合这种想法，并不符合社会现实。

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

这一论述直接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揭露出婚姻关系是一种生产关系。

事实上，婚姻作为现代社会家庭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涉及了夫妻双方的各项权利和义务。无论是结婚或者离婚，都会产生人身和财产性变动，彩礼作为婚姻关系成立的重要标志，则是生产关系变动的一种直观表达。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写道“(在达成婚姻)必须履行的义务中，最受人注意的是经济性质的相互服务或相互送礼……这种事实常被解释作婚姻的买卖性质”。

同时，婚姻也并不仅是两个当事人之间的事情, 而涉及两个家庭、两个家族。根据现有文献，绝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彩礼是双方家长为了调整劳动力、财产权和社会地位的转移而采取的一种集体性策略。

虽然有些人可能无法接受，但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门“生意”，彩礼则是其中一场直观的价格博弈。

在传统婚姻文化里，与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相适应，女性的婚姻是“嫁出去”，进入男性家门与男性家人一起生活，生下的孩子冠之以男性之姓。而作为“娶进来”的受益方，男方则相应需要承担婚姻的成本。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方家庭视彩礼为一种补偿，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如果嫁女儿不多要点聘礼，就是“把养了几十年的女儿白送给别人”。

这笔补偿，可以用来为女方家庭的儿子换回一个配偶，比如有的家庭就是通过收取出嫁女儿的彩礼，来准备儿子迎娶所需的彩礼、买房的费用；也可以用来应对养老风险，特别是在女儿不负责赡养老人的农村地区。

除了补偿作用，彩礼还扮演了财富再分配的角色。部分女方父母会把彩礼通过嫁妆的形式交给新娘，用于资助新娘的婚后生活。这时，彩礼就不再是两个家庭间礼物交换的循环，而成为父辈向子女分配财富的方式。

此外，还有的女方父母视彩礼为一种约束机制，认定男方家庭投入越多，才能为新婚家庭的稳定性注入现实保障，帮助新婚夫妇“从一而终”。

特别是在女性偏见客观存在的社会环境下，女性在失败的婚姻中承受的代价高于男性。基于现实顾虑以及婚后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高额的彩礼就成为了降低未来风险的唯一确定性。

越穷的地方，彩礼费用越高：

彩礼也反映了城镇化背景下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越穷的地方，彩礼费用越高：彩礼也反映了城镇化背景下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实际上，彩礼不仅仅是物质与婚姻的关系，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反映了城镇化背景下的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从网络上流传的各地区彩礼排行来看，当前我国“天价彩礼”现象，在地域分布上具有“集中高发”的特征。

整体而言，西部地区明显高过东部南部，农村地区明显高过城郊。就前文提到的彩礼变化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彩礼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而小县城和乡村则还在上升。

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越穷的地方，彩礼费用越高。

这一现象的出现，一部分和农村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生男偏好，以及与计划生育政策实践结合，产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有关。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全国都普遍存在，看看我国目前的性别比就知道了。

而与城市不同的是，在城镇化和打工经济兴起后，农村地区的更多女性得以通过教育或就业等途径进入经济发达地区，女性人口的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农村本地婚姻市场中适婚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也就是说，在欠发达地区，不仅由于较强的“重男轻女”偏好而面临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危机，还要面临着女孩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出的危机。

并且，对绝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相比本外结合，本地婚姻相对而言更加稳定，因此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本地婚姻市场偏好。

正如我们在《包办婚姻，闪电离婚，正在农村泛滥》一文中提到的，在经历城市打工时遭遇的排挤与婚姻困境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倾向于回乡，在亲戚介绍和父母包办下与本地人结婚。

而这种情况，也使得经济因素在农村婚恋中占比提升。因为在自由恋爱婚恋模式下，“情投意合”的内在情感因素是婚配成功的关键。但在父母主导的相亲介绍婚恋模式下，门当户对是婚恋实践的常见样态。

在“个体择偶能力”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基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家庭支付能力就成为了本地婚姻市场上的决定性因素。

而由于本地男多女少，男性择偶竞争加剧是必然，女方家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不断攀高的彩礼就成了竞争获胜的一个筹码。

同时，越穷的地方，也越没有稳定而丰厚的经济来源，就越会依靠彩礼这种单一、直观的方式来解决家庭的经济保障。

如前文所述，彩礼承担着家庭财产在代际之间的传承作用。而越是贫困的地区，新婚家庭也越需要从父母手中索取财产，彩礼作为小家庭运转的一笔启动资金，重要性也随之提升。

由于存在养女无法防老的观念，彩礼也会作为养老补偿的形式而存在。而经济发达的地区通常有着更为完善的养老体系，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养儿防老”的观念不断被弱化，对于女儿出嫁的经济补偿需求也随之降低。

此外，与人口流动性较高的大城市不同，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和县城，人口相对稳定，人际关系的圈子文化更为突出，彩礼则关乎了家族在当地的脸面，不同家族间为争夺脸面而进行攀比，也会促进彩礼金额的不断升高。

总的来说，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当地经济社会越落后、生育偏好越强烈、“女性赤字”越严重，当地婚姻市场形势就越严峻，天价彩礼的问题也越突出。

为爱减负：天价彩礼问题诟病已久，婚俗改革势在必行

如今，越来越多的男女渴望“嫁给爱情”，而天价彩礼的出现却让人直呼“爱不起”。

婚姻是家庭的纽带，婚姻家庭和谐关乎我国的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而在农村地区愈演愈烈的天价彩礼问题，还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已经有文献研究认为，彩礼的持续上涨是导致农村社会“返贫”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很多地区出现“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情况，一些比较贫困的家庭更是几乎被逼入绝境。

李银河等学者在农村调查中发现，一些极度贫困地区的农民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不得不从外地低价买回痴呆新娘，这一做法虽然解决了当前的婚姻难题，却导致该地区在几年后出现了大量的痴呆人口。

这使得家庭经济负担比婚前还要重，传宗接代只出现了数量上的增加，却没有完成质量上的改善，使这些贫困地区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此外，部分适婚男性年轻时家庭困难，支付不起彩礼，只得选择晚婚，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彩礼也越涨越高，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彩礼的增长速度，导致农村的光棍数量持续上升，而打光棍对于早已将传宗接代内化于心的农民来讲，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摧残和价值崩塌。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表示，结婚彩礼高成为诱发婚后家庭矛盾的重要原因，导致一些地方出现闪婚闪离、买卖婚姻及骗婚现象。

有人甚至因彩礼大打出手，发生命案等后果。2017年春节期间，河南安阳汤阴县某村27岁男子就在新婚之夜与妻子因为彩礼发生争执，而将新娘锤杀，当时也引爆了舆论关于婚嫁彩礼的大讨论。

如今，高额彩礼不仅成为了农民生活的沉重负担，阻碍国家扶贫成果延展，还导致了农村出现大量光棍、买卖新娘等问题，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

异化的婚嫁彩礼已经为社会发展带来问题，如此，国家必须出手了。

当前社会中仍存在一些诸如国家不应该干涉社会习俗的质疑，但民间彩礼的失控，就已经充分表明了社会自治的失效，政府择机介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201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均对当前农村“天价彩礼”问题有专门表述，其中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加大高价彩礼……等不良风气治理”

也就是说，在国家层面，已经明确将“天价彩礼”定性为社会不良风气，应当及早加以消除。

为遏制天价彩礼，不少地方已经作为“试验区”推行婚俗改革。

2021年4月，民政部推出第一批15家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同年9月，民政部持续发力，确定了第二批17家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进一步扩大婚俗改革试点覆盖面。

改革实验区将在破除婚俗陋习、倡导文明婚俗等方面做出探索，实验时间为期三年。

比如，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将婚俗文明写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提倡迎亲车辆不超过8辆。河北省河间市一些村规定，红白喜事每桌的香烟和酒不能超过一定金额，彩礼和宴席的桌数及餐标也设置有确切数字的上限。

此外，最近深陷彩礼舆论风波的萍乡市，2022年也多次发出婚俗改革倡议，抵制高价彩礼。

不过，不良婚俗非一朝一夕形成，对天价彩礼对改革整顿不仅需要循序渐进，其背后牵涉了复杂的性别平等、人口结构和区域经济问题，也需要针对性地寻找解决措施。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