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北京的时尚与西洋纺织品_呢子_绒布_棉布_哔叽_毛织品

清朝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西洋的物品开始进入中国。清人笔记中提到了一些英国和俄国的土产，包括大小绒、哔叽、羽纱、紫檀、火石等，以及所制的时钟表等物，这些物品都是精巧绝伦的。

在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之后，设立了满蒙库伦办事大臣，中俄监督贸易活动。乾隆三十三年（1768），清朝订立了恰克图章程，对商人的管制更有系统。俄国进口的欧式绸缎、金花缎、倭缎、回子绒、回子布数量相当多，这是因为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狩猎业年复一年地衰弱，毛皮变得更加稀有。中国人寻找其他的服饰衣料，转而使用呢子和棉布。莫斯科的商人用相当低廉的价格把呢子卖给中国人，使中国人喜欢上呢子。呢子比毛皮便宜，而且市场上价格低廉是重要的因素。

北京市民重视门面、排场，在家饰用品和衣着方面都很讲究，朝鲜使臣俞彦述《燕京杂识》记载：“国俗专以夸矜炫耀为能事。市肆间杂货山积，金碧眩眼，极为富丽。”家中什物宏丽奇巧自然少不了西洋的器物。

以下从文集、旗人子弟书、抄家档案来看旗人家庭的装饰。清人生活中，冬天穿欧洲来的哆罗呢、羽缎、哔叽衣裳成为时尚。

英国东印度公司记录中国人喜好毛织品：“中国人认为身薄而质优的织物，销售的比厚身的织物好。总的来说，销售织物是盈利的。”有所谓“洋氊胜紫貂”的谚语。乾隆五十七年（1790）马格尔尼到中国来，由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编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提到：“北京商店有来自南方各省的茶叶、丝绸和瓷器，有的是来自鞑靼的皮货。我们非常有兴趣的看到货品中居然还有少量的英国布匹。”官员购买薄的毛织品如哆罗呢、哔叽、羽纱、羽缎的数量较多，而氈毯类厚的毛织品数量较少。巴罗估计清朝政府官员的普通服饰一套10英镑（1英镑等于3两），礼服约30英镑。一双锻子靴20先令，一顶帽子也是这个价格。如果饰以绣品和金丝银线，价格在200到300英镑之间。

比起英国的纺织品，俄国的纺织品更受欢迎。〔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ev）《蒙古及蒙古人》一书记载他走过北方城市的店铺，在乌里雅苏台看到这里的店铺经营的棉布如褡褳布、大布、洋大布及俄国各色印花布等。1880年，乌里雅苏台周围地区的草原上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居民穿的都是俄国棉布做的衣服。在乌里雅苏台经营的北京人在库伦也有自己的店铺。

在庆宁寺附近的汉商经营商品主要是俄国货，例如纺织品中有：士兵呢、棉绒布，各种颜色的厚棉布、各种颜色的羽毛绒和细平布。库伦的北京店铺里的毛、棉织品大多数是欧洲产品。归化城出售的布匹也都是外国货，中国生产的只有丝织品，棉布只有大布一种。张家口的买卖城可以说是中国对俄贸易的集中点，几乎全部的俄国呢绒和各种绒布，以及俄国出口的毛皮制品都先运到张家口上堡买卖城的货栈。然后批发给下堡，再转运往中国本土。多伦诺尔贩售的欧洲商品，如斜纹布、府绸、印花布和德国呢，不过德国呢往往是在俄国呢的仿冒品。俄国呢子有邱利亚耶夫和巴布金两家厂商出产的呢子，莫罗佐夫厂出产的粗平布和棉绒布，以及黑白两种油性软革称为香牛皮。多伦诺尔的货物来自恰克图，主要的商人也都是山西人。

俄国呢子越来越普及，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俄国呢子粗劣、厚重，较适合北方寒冷气候。1850年间，俄国呢子行销上海、苏州、广东地区，与欧洲产品竞争，更超越英德的呢子。《澳门日报》这份历史悠久的刊物，记录了来自俄罗斯的产品的详细信息。据报道，这些产品主要包括一种粗糙的哆啰呢。这种呢子，大部分是在俄罗斯织造的，但也有一部分来自比利时和萨克森。其宽度介于62至64英吋之间，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实用性。

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口岸经常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纺织品。这些产品通过贸易线路进入中国，成为当时市场上的热门商品。特别是俄国呢子，其销量甚至超过了英国进口的呢子。在那个时期，运进上海、宁波的俄国呢子数量比英国进口的呢子多出12倍，这一数据足以反映出俄国纺织品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

这些粗糙的哆啰呢和其他俄罗斯纺织品，以其独特的质地和风格，满足了当时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这些产品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中国的纺织品市场，也促进了中俄两国的贸易往来。这一历史事件，对于我们理解当时的国际贸易状况、消费者喜好以及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