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旧照片里，有80年代小朋友最纯真的回忆

“作为一个专业摄影师，一半以上的工作来自客户委托，并不是主动要去拍摄的，拍摄中国的小朋友起初就是一个商业性委托。”秋山亮二对本刊说道。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拍照仍以黑白胶卷为主，几乎看不到彩色胶卷，更没有面向公众的彩色冲洗服务。秋山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来中国时，看到影楼里风靡另一种彩色照片，但不是真正意义上彩色胶卷冲洗出来的，而是拍出黑白照片，再在单色基础上着色，影楼喜欢把小朋友的脸颊都画得红扑扑的。那种彩色照片带着浓浓的80年代烙印，几乎每个城市的孩子都有类似的影楼记忆。但真正的彩色摄影因为价格偏高，技术也不够，在当时中国是非常稀有的。

少年宫的图书室（拍摄于上海）

学校的休息时间（拍摄于成都）

现在为人熟知的日本影像设备公司柯尼卡美能达（Konica Minolta）的前身是小西屋六兵卫店，俗称“小西六”。80年代初，他们看到了彩色照片背后的商机，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推广他们生产的樱花牌彩色胶卷。想要推广胶卷，首先要让人们看到这种胶卷拍出来的片子，小西六决定邀请一位日本摄影师前往中国，拍摄一组儿童照片做成年历。他们找到了秋山亮二。

青年时期的秋山亮二

当时，中国并不允许外国人在各地进行自由拍摄。秋山要想在中国境内拍出好片子，必须拿到官方介绍信，并且由向导带领。一位名叫斉藤金次郎的日本人给秋山的这次中国之行牵上了线说起斉藤先生，原本很平静的秋山变得有些激动，他带着日本式的谦逊和礼节，一直在谈话间表达着感激之情。斉藤是此次合作的关键人物，在少年时代，就因为父辈的关系到了中国，并且加入了八路军，1949年后一直从事着中日交流的工作。斉藤利用自己的人脉，找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申请到官方许可，促成了秋山的拍摄，并且在秋山所到的城市，都提前协调好几家当地的学校、少年宫或是街道居委会帮忙。因此，秋山的这一路拍摄，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警惕与排斥，反而他看到的是中国各地最纯真的孩子的生活，无拘无束又充满朝气。

孩子们参观天坛

秋山的第一站是北京。198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国籍身份已经不是他担心的首要问题，他更担心的是如何拍出儿童的真实状态。而一旦开始工作，这种疑虑就打消了。通常他会背着两到三台相机走在街上，小孩们看着好奇，只要有一个起头冲到他面前看个究竟，后面的孩子就会一窝蜂地跟上来，孩子们对他没有太多戒备心。但这样并不能出照片。“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拍他几张，让他玩一会儿，他觉得没劲就该干吗干吗去了，这个时候才是他自己原本的状态，也是拍照最好的机会。”秋山说道。

80年代的北京流行喝橘子汽水

王府井的商店前

给同学当素描模特的初中生（拍摄于北京）

来中国拍摄是三十六七年前的事，很多细节秋山已经记不太清，但他深刻地记得中国小朋友的状态，与当时日本儿童的状态完全不同。有一张在苏州街巷拍摄的照片——一个小男孩搬个凳子，坐在家门口的小路边做功课，这在当时中国是一幕非常日常的景象，却触动了秋山。

苏州的小街巷里，正在做功课的小朋友

村子里卖的冰激凌 （拍摄于苏州）

因为常年生活在东京，秋山平常只能看到这座大城市里日本孩子的状态，但是东京小朋友很难引起他的关注，他不会有特别的意识去观察这些孩子，因为特征和个性不够鲜明。在《你好小朋友》这本影集出版之前，秋山办了一个小型的摄影展，主题是“不太高兴的小朋友”——这是他对身边东京儿童的直观感受。在他眼中，东京的小朋友不太开朗，缺少元气。“他们每天过着程式化的生活，早起去学校，傍晚从学校回家，然后再去一个补习学校，每天重复这些事，脸上好像看不到喜悦，甚至看不到太多表情，哪怕是生气或沮丧的表情。”后来，秋山也意识到这种不太高兴、有些麻木的状态也是一种特质，就拍了一个系列。

第一次接触中国的孩子时，秋山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气息。在他眼里，那时中国的孩子很会玩，到处玩，下课之后，街道上、公园里、市场边，这些公共空间都是孩子们玩耍的场所，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他们不会被圈在固定的某一处，但还是集中在家长可控的安全范围内。他们也很爱学习，很认真地做功课，秋山记得路边有不少小书摊，孩子可以去借书，大概几分钱或一两毛。他把这些都拍了下来。

跳远（拍摄于北京）

体育课（拍摄于成都）

马拉松小镇的小学生（拍摄于上海）

 海南岛海边肆意玩耍冲向大海的孩子们

那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秋山将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单纯看作是“发展中的能量”，“有一股坚信明天会比今天好的能量”。而同时期的日本经济处于黄金期，尚未达到80年代末泡沫经济的高点，一切都处于即将饱和的状态中。秋山从这样的东京来到北京，又去了新疆、海南等欠发达地区，他看到了在日本看不到的发展状态，这种状态在孩子身上体现得最明显，本真、质朴，带着简单的快乐和希望。

第一次拍摄完回到日本，小西六公司很满意，但若将这组照片做成月历只需要12张，其他的用不上有些可惜。公司和秋山就决定做成影集，不局限于拍摄数量和拍摄地点。就这样，秋山又陆续来到中国三次，每次停留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整个拍摄计划。北京之外，他选择了更多有代表性的城市——昆明、苏州、桂林、上海、苏州、乌鲁木齐、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在呈现孩子的生活的同时，秋山也试图将不同地域的不同风貌，透过孩子的状态体现出来。

吐鲁番的婚礼，为祝福新郎新娘而跳舞

就这样，秋山亮二端着老式的6×6禄来相机，拍了800来卷照片，每卷12张，一共9000多张。当然，他也会遇到阻碍。1983年在吐鲁番拍摄时，秋山遇到一群维吾尔族孩子，特别适合入镜，但当时的环境有些杂乱，拍出来不好看。秋山就和孩子们协商，换了周边的另外一处场景，但他的举动被父母们误会了，差点叫来警察。后来，秋山长了教训，随身会带着一台宝丽来相机，有时拍完自己的作品后，会再用宝丽来拍一张瞬时成像的照片，送给小朋友留作纪念。

在林荫道排列的吐鲁番的孩子们

80年代时，秋山亮二并不是唯一来中国拍摄的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在业内更有名，他是当时玛格南图片社唯一的一位日本摄影师，在加入玛格南之前，久保就开始了自己的亚洲拍摄计划。1979至1984年，久保田博二在中国的拍摄旅途长达1000天，积累下超过20万照片，最终在1985年完成了摄影画册《中国》，他以更全景式的视角记录着中国80年代的社会变迁。而秋山的视角更加聚焦，儿童是他观察中国的切入点，也因为孩子们的无忧无虑，让秋山的作品中少了几分现实主义的悲悯情绪，更加纯粹，如今看来也更治愈。

首版影集发行了3000册，几乎都到了中国，在日本很少有人看到，影响力不大。约5年前，《你好小朋友》这组照片却重新在网络上掀起一阵热潮，经历过80年代的人都从中看到了记忆，或是看到了那时正是个孩子的自己，或是看到已为人父母的自己是如何看着下一代成长的。如今再看这些照片，击中人们内心的那个点，恰恰是拍摄时打动秋山的那种纯真状态，因为回不去，因为不会再次拥有，秋山定格的瞬间便格外珍贵了。

练太极拳的小朋友和大人们（拍摄于上海）

因为影集的再版，秋山亮二在中国出名了，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

秋山亮二1942年出生于东京，父亲是秋山青磁，也是一位摄影师，比更有名一些的木村伊兵卫和土门拳早一个时代。秋山现在用的相机，多半是父亲传下来的。他不是一个对设备很讲究的人，几乎不买新的相机，后来常用的三台莱卡，每台都超过了30年。也许是喜欢每拍一张照片的谨慎和用心，直到现在，秋山还是更喜欢用胶片相机，这一点深受父亲影响。

秋山从小和父母住在祖上留下来的老宅中，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很少给他实质性的摄影技术指导，不会教他该怎么拍、该拍什么。因为父亲很忙，父子之间的交流也并不是很多。不过家里有暗房，可以随时冲洗照片，对儿时的他来说，相机就是玩具，这是其他孩子望尘莫及的家庭环境。秋山说在日文中有一句谚语，意思是我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他就是这样，“虽然交流不多，但在父亲工作的影响下，我也会想成为一名摄影师，这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但我要跟他拍不一样的东西”。

喝椰子果汁的孩子（拍摄于海南）

雨中打乒乓球（拍摄于海南）

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后，秋山亮二在AP通信、朝日新闻担任过几年新闻摄影师之后，走上了自由摄影师的道路。在父亲秋山青磁的摄影作品中，女性肖像、风景居多，父亲拍过很多皇室建筑、皇室成员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像是贵族的茶道仪式之类的。儿子的兴趣点则不在这里。

秋山自觉是一个“视野比较窄的摄影师”，他几乎不拍单纯的风景，“因为当风景变为图片，变为一幅摄影作品时，是有些空泛的”。他对花花草草也没兴趣，当时日本流行拍女性的身体，他也没兴趣，他唯一感兴趣的是照片中体现出的人性，或者说如何把各种各样的人性放到照片中去。美国摄影师戴安·阿勃斯（Diane Arbus）是新纪实摄影的旗手，也是秋山亮二最喜欢的摄影师之一，她拍了很多“怪人”，想在拍摄对象身上找到精神上的归属感。虽然阿勃斯的作品比秋山极端一些，但“归属感”这个词同时适用于秋山亮二。

正在做眼保健操的小朋友（拍摄于成都）

在“你好小朋友”系列之后，秋山亮二用了两年时间拍摄古城奈良。“每一次去奈良，都有一种妈妈在身边的平静感，我想拍下来这种感觉。每次我从东京开车去奈良，大概500公里，在那儿待几天，拍出一些满意的片子就回东京，休息整理一段时间，或者做些别的工作再去拍。”秋山说道。他用了和小朋友系列同样的相机，也延续了类似的风格，清丽朴实，很生活化，没有那么深刻的观念性，也不试图通过照片表达某种态度，秋山所做的即呈现状态，呈现出每一群人、每一个地方自然流淌出的状态。

1983年版《你好小朋友》的封面图片，这也是秋山亮二少有的一张“摆拍”照片

这与当时的日本实验艺术摄影风格是相反的，如果把秋山亮二的作品放到日本摄影史里去看，他的照片在同时期经典作品中显得“另类”。其实他的审美诉求是很传统的，他希望在色彩、构图、明暗关系上都做得不多不少，不过分张扬又能吸引人，也就是一种和谐的画面，让人产生愉悦感。与同代的森山大道、中平卓马、荒木经惟这些艺术性更强的摄影师相比，秋山亮二则更倾向纪实性，他拍摄印度的大饥荒、人口稀少的孤岛，喜欢以一个旅行者的视角去捕捉对象，将自己放在次要的位置，而不是让自己成为主导拍摄对象的指挥者。

中国福利会托儿所的小孩（拍摄于上海）

学校的午餐（拍摄于成都）

“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摄影师，不少作品都是受人委托而拍的。不像很多知名的摄影师，要去主动地创造些什么，我更习惯的工作模式是，有人来找我，给我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会去思考我的处理方式，我应该拍什么、怎么拍。这样说来，我应该并不算一个优秀的摄影师，也不是一个高产的摄影师，工作状态与生活状态分得很开，日常生活中我就像一个普通的有些内向的东京人一样，习惯独处。”这么多年的摄影生涯，秋山亮二从不带助手，所有工作都是独立完成，他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家特质，如果有助手在身边，他反而会因太顾及旁人而无法专心工作。

苏州运河桥

芭蕾舞时间 （拍摄于成都）

面对摄影，秋山亮二有着一种无欲无求的超然态度，一来是性格使然，二来也与从小平稳顺遂的中产阶级家庭和良好的教育背景相关。他相信摄影拥有历久弥新的价值。“比如《你好小朋友》，拍照的人虽然是我，但当我拍完出版后，这本影集就像一个小孩，他自己落地，自己成长，他自己在走自己的路。如今对我来说，就好像这个孩子突然长大了，回来看我那样的感觉。我有些惊讶又惊喜，这个孩子突然就成为一个很棒的大人。”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8期，感谢许建明对本文采访提供的翻译帮助）